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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顺子在对《门》的评论中将这种与宫城仙台相同的连“亲友”也一并视为敌人的感情观称之为“背叛他者的终极利己主义”,仙台在三百七十八话勉强探望完病中姐姐后迅速回程时对自己“薄情又冷漠的我。对病人都缺乏关心的自己让我感到恶心。”的评价就是这点的代表性体现。虽然三百八十九话时宫城仍然在纠结该怎么看待仙台与他者的接触,但我们或许可以说羽田是朝着否定这种“利己主义”去写的。
“在阿米与宗助所处的日常性世界渐次崩解离析的过程中,构筑出他们生活的物件也逐渐失去意义,并坦露出物件本身的解离型态。” 前田爱对于《门》的如上评论点出了脱离一定秩序的“物”会现出其本来型态,暂且将这个“本来之型态”以其字义界定,跟随前田的逻辑,我们会发现从封闭的“保密秩序”解放很可能就是羽田设想的让宫城和仙台真正对彼此安心的方法。
佐伯顺子以悲观的态度指出失去一体化稳定秩序的结果就是“疏离”,但宫城在三百零四话“昨天,我才想明白。追忆过去也是徒劳无功。每一天都在更新,每天都是新的我和新的仙台同学。”的独白已然显示她明白了变化不会真的破坏她们的关系。这样的认知虽然挑战了以稳定秩序为最高价值的关系论,但它绝不应视为“逐渐成熟”,与这段话呼应,两人关系的构成方式中原先就含有否定“秩序”的动力。仙台在如下一段所完整显示的就是这点,我们在其中也将看到向她寻求“真实”的宫城对她的真正意义:
“……志绪理。” 我一叫出这个我一直想叫的名字,心跳就开始加速,心脏欢欣雀跃,有些飘飘然的感觉。 这个世界薄情又冷酷,总是无法让人如愿。 我没能回应父母的期待,成为姐姐那样。我不知道是我被期望,还是我自己想成为那样,但我必须变成那样是毋庸置疑的,我也在努力那么做,却没有实现。 得不到回报的期待改变了我的家人,只有我的话语变得无法传达。 没有欢迎回家的声音的家。 我不是很想回去的地方。 我继续回到那个家,继续说着我回来了,一边重复着直到毕业为止都不会有任何改善的日子,一边等待着离开家的那一天。 这就是曾经的我。 然而,宫城出现了。 旁若无人,如同野猫一样的宫城虽然现在也依旧像一只任性的猫,但她为被家人抛弃的我创造了一个能回去的地方。 “志绪理。” 我再次叫了宫城的名字,她的手擦掉了我脸上留下的泪水。然后,她把鸭嘴兽拿了过来,从背后抽出两张纸巾,塞给了我。 “别哭了。” 模糊的宫城似乎有些为难地说。 “再叫我一次叶月。” 我把纸巾丢在地上,没有去擦眼泪,而是就这样模糊地看着宫城。 “……叶月。” 轻轻地、如同呢喃一般。 宫城叫了我的名字。 叶月。 因为我是八月出生的。 到目前为止,叶月这个名字,只有这一个意义。 然而,今天。 宫城让这仅有这一个意义的名字变得特别了起来。 宫城一直让我成为新的我。 将我的过去和未来重塑。 我抓住宫城握着月亮项链的那只手。 在这只手中,有一半的我。 还有一半的我,宫城交给了我,戴在我的胸前。 “志绪理。” 我轻轻叫着她的名字。 叶月是,叶子和月亮合而为一成为的名字。 只有叶子在我的身边是不行的。只有宫城和我在一起,我才能成为我。我无法在缺少了月亮后继续生活。 所以,宫城必须永远,和我在一起。 ——三百四十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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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这么热衷于证明存在呢…我们相信自己的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为了成为有价值的人而不懈努力,内心的自我厌恶越强烈,就越热衷于证明存在。” 石川准在如上的论述中指出了人去追求“存在证明”是因为相信自己本身没有价值而需要获得由他人决定的“属性”,在上引文的独白中提到自己曾经想要努力回应父母期待的仙台可以说就是有着想获得“父母认可”这一属性的思路,由此而在三百七十八话中提及“我和姐姐无法回到过去的我们了。”的她则使人想起了《喜欢的人的妹妹》的花房海望。
“因为我跟渚从以前就不是那么好。回应周围的期待,一直被疼爱的她,以及无法回应期待,一直被当成烫手山芋的我。我们不可能变得要好,我甚至有一段时期很讨厌渚。不过上了中学后,我开始明白她也有她的苦恼,所以不再讨厌她了。但事到如今才说要好好相处,未免也太假惺惺。”
在第一卷最后的解谜章里,海望以上述独白指出她跟姐姐渚感情变差的原因是由于父母只给予考试成绩好的人以关爱和期待,随后得到自由但被家人完全忽视的她和仙台的处境完全一致,阿比留久美所说的因新自由主义而造成的“孤立与自我负责”态度也就是要指这种状况,海望跟仙台在一次考试失利后因此也都承担了“责任”。将她们显然算是生活充分的家庭状况考虑进来后,依据桥本健二的考察我们可以说两人的家庭应属于高度重视教育的新中产阶级。而和对此更看得开并且积极达成目标的海望相比,仙台的家庭则是根本地使她产生前文中提到的迎合习惯以成为有某种“属性”的人。
“‘我没给妳答复的话会怎样……’ ‘那我就不会当妳的家教,跟去年暑假一样,不会来这里。’”
宫城和仙台在第二卷第三话结尾有了如上对话,仙台在此代表性地体现出了她在全作中面对重大选择时的应对方式。她的肢体接触当然是积极的,但在面对像上文中那样会使关系往前推进的决定时她总是将选择权交给宫城,第四卷结尾她让宫城选择大学同居或分别便是另一有力实例。
虽然通常来说仙台这种手法会被视为她引诱宫城选择自己的高明手法,但这种应对的源头其实亦是她因家庭环境而养成的缺乏自信之性格,从仙台在第四卷第八话因宫城突然对她友善而恐慌的反应来看,或许更精确地说她缺乏的是对幸福的“信赖”。而从上引文来看,宫城为这样的她创造的就是阿比留久美所说的“居场所”。
“我已经不需要再拿别人和自己比较了,我也不需要再成为姐姐了……对我来说,有一个叫‘宫城志绪理’的想回去的地方。所以,我才能去姐姐那里。”
仙台在三百七十九话的如上独白进一步补充了前述的“居场所”之性质。阿比留所言让我们注意到,它不是指宫城的家,也并非是指两人一起住的地方,而是一段使自己的存在能够如其所是地被“正视”之关系。这一解答使人可以立刻联想到的是深海绀的《春与绿》,但本作与它和过往讲述类似关系的百合作品仍有根本的差异。
“这里是关于一场豪华宴席的故事,席间有六百道不同菜式来迎合你的口味。你全部都吃吗……很可能不会,但这不可思议的数量拓宽了你选择的尺度。” ————《索多玛一百二十天》
萨德侯爵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写下了如上文字,他在此所要说的是他在书中广泛描写的多样化性实践具有拓宽性欲可能性的功用,香塔勒.托玛对此关键地指出萨德将性违常的列举紧密关联于情色想象和具体动作,换言之就是对萨德而言性欲的样态可以由实践所“创造”,在将萨德的“性欲”这一主词转换为“关系”后,萨德对性欲的“创造”性质也完全就是宫城与仙台以契约为起始建立的关系具有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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