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从心底厌倦我的思绪，它们早已不再是忠实于我心的状态。也许我长久地依赖了错误的媒介，文字无法穷尽内心世界的景观，单一语言的使用将我牢牢束缚在这个思想盐碱地。我无法拥有那雄鹰振翅拍打气流的强劲力量。我对这个世界有模模糊糊的认识与直觉，但我始终行走在迷雾里，无法怀有坚定的信仰向着直觉引领的出口逃离这内心的迷宫。

艺术家是天生的现象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直观这个世界的本质，毕加索的画中世界或许也是某一个世界的真实面貌。现象学没有自己的历史，因它是纯意识的哲学。伟栋老师提到，真正优秀的哲学教师需要几十年的修炼，也就是说，现今大部分身在其位的哲学教师，压根就不懂得什么是哲学，也不可能教会不懂的人。哲学系很糟糕，坏的便坏得很彻底，优秀的在少处，难以触及。他转而来到文学系，同样觉得现今的文学研究也尽是研究“无聊”，所研究的所探讨的，无一处是真事，一个都没有。而何为真事？便是对于存在者本身来说，对他生命体验而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

所有艺术的第一原则是自由，自由的游戏无所谓上帝的旨意。思想即是自由，它没有预设，有预设的是理论。理论是已死的规则，若不能改变，将毫无意义。真正拥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将永远在创造，而这类人仅有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九十，是学术的寄生虫，分层次地寄生在真正哲学家的思想上，或抄袭，或挪用，或模仿。

“敏感”这种品质，向内投射招致抑郁，失眠、抑郁症，即是无法向外投射，若持续不断将敏感向内在输出，便会围困于自己内心看不见的敌人和恐惧。那该如何？敏感并非有害的情感，将敏感向外投射，展现生命的力度，把生命投射到他处——倾诉，或是日记，或是创作。正如the hours电影那句台词：作家是幸运的人，因为她同时生活在俩个世界。

创作，尤其是长篇的创作，需要持续的专注力，而现代社会的危机即是注意力溃散的危机，十年磨一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病症普遍表现在：没时间看书，工作八小时有余已令人身心疲惫，无聊的讲座，快餐游戏，甚至是，外卖的点单，你拿起手机挑选食物的那段时间，也加入了生产的全球化，成为被数据洪流裹挟的其中之一，现今人类很难拥有一个完整的白天，甚或连一个独处的、属于自己的下午也很难拥有，数字通讯，技术手段牢牢抓住溃散得可怜的注意力，人类甘愿成为自己的看守者，时不时拿起手机。

过去的记忆、人生，足以让个体知晓世界的真相（康德之统觉力），但统觉力已溃散。今日之人，无历史感（历史，即合成能力，让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出现。）今日之人仅有当下，无论发生怎样的巨变都无知无觉，感觉的麻木。（新冠疫情好似过眼云烟，很快所有的阵痛都被忘记。）

统觉力的丧失，注意力的溃散，感觉的麻木，现代人似乎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个世界似乎已经烂完了，注意力溃散带来疲倦，失眠是常态，睡眠迎来终结。我们将永远无法开始做我们早已想做的事。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老师。”与抑郁搏斗多年的博士学长开口问出了同样出现在我心里的疑惑。在来蹭这节早八课之前，我失眠，四五点无法入睡，早上好不容易在多次闹钟的叫喊下匆匆醒来，一路赶到教室。我感觉自己很疲倦，每天都如此，同时很荒谬地、既没有在做正事，也没有感到清闲自在过。

伟栋老师回应：无需找寻答案，知道，知道即可。知晓真相，真相即答案。你知道这一切如何发生，知道这一切正在发生，就已经很好了，比无知要好。是，我们始终避免那个终极目标，也始终在拒绝答案的给出，我隐隐约约感受到，这个世界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如果给出了，答案也就消解了自身，这个世界将永远混沌，永远在延异的深渊里不断循环，不断派生。他继而给出一个建议——锻炼，将身体当作道场。“我觉得瑜伽最好，因为它能使你和自己的身体协调，你和你自己是一体的，轻盈，矫健，敏捷，想跳就能跳，想健步如飞，就可以飞。而不是沉重的肉身，让你觉得奔跑、跳跃都很难。如果持久地练，每天几个小时地锻炼，那种改变，肉身会先给你启示。”

他无数次劝我们不要动邪念，试图去搞清楚哲学的理论史。因为没有系统的训练，没有优秀导师的指导，没有十年八年的极端刻苦的努力，则根本不可能弄明白什么是哲学，他继而又说，进入思想亦非读书即可，大部分人很可能努力也没用，只有天生的哲学家才能成为哲学家，而他的水平亦有限，只能教会这类“天生即是”的哲学家，这类人最易教导。

自杀之人，大部分因愚蠢而死。自以为悟出了某种真理而赴死，实则愚蠢，是愚蠢害死了这类人。他们的智识短路，因愚蠢而致自杀。他的这段话，让我想起曾经的叶修之自杀（未知死焉知生），邱妙津之自杀，弗吉尼亚之死。当然，我可以很确定地判断，他们并非因缺乏智识而自杀，他们的死是情动式地拥抱死亡，是对生命带有热情与爱意的焚烧。“愚蠢”同样并非否定与贬义，在此处，我愿意以情动式的理解去接纳伟栋老师这个观点，体察出其中暗含的几分自嘲与善意。因他便是抑郁之人，便是自杀之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