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olden0609 于 2026-6-23 22:01 编辑
「初惠大人,啊,您竟還沒有忘記我嗎?明明澄我曾說過再也不呼喚您的名字了。我果然是個脆弱的孩子呢。自從向媽媽打聽了您生病的事之後,我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淚,日子一天天、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的臉頰……手臂……都日漸消瘦。在長達近一年後的今日,經過無盡的苦悶,如今我自己也病倒了。啊,少女在十七歲時承受的這份痛楚,今後無論經過多少年,也絕對、絕對沒有痊癒的一天吧?雖然您吩咐過我要在紅紫斑斕的美麗世界中活下去,但我做不到啊!我只能與淚水為友度過餘生吧。」
猜猜這是誰寫給誰的信件呢?
事實上,這封信並非來自於任何的ACG作品,而是出自於1911年所發行的少女雜誌《少女の友》,由筆名「金城の里、澄」的少女寫給少女「初惠」的一封書信。這樣的信件在當時的投稿欄目屢見不鮮,熟悉百合的大家,是否會立即的將它與現在的百合聯繫在一起呢?
說到百合,相信現在的讀者們都不陌生了。從《瑪麗亞的凝望》、《終將成為你》、《Citrus柑橘味香氣》、《少女歌劇》,再到近年來無數令人喜愛的百合作品,現在的百合元素早已不讓人陌生,但同時也催生出許多論戰,從百合的定義、分類範圍;到「真/假百合」之爭,乃至於對於男人的出現與否、純潔的必要、肉體關係......等等展開多元的辯論。
(最近很紅的張景嵐)
已有許許多多的文章討論以上的議題,其中不乏充滿學術性的專業論述,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但與此同時,似乎鮮少有人詳細的考證,作為百合這一概念啟蒙,也就是在戰前在日本社會所流行的「エス文化(s文化)」,是如何影響如今的百合的。是故,這篇文章就將帶著這樣的目的,替大家詳細的介紹「エス」這個影響如今百合文化的「前世」!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這樣的一個疑問呢?許多經典的百合作品,總是將「少女」、「學校」當成舞台,同時這些場景還意外的相似-封閉的教會學校、姊妹關係、少女之間無法用言語闡明的羈絆......沒錯,就是《百合乃是我的工作!》 咳咳,言歸正傳,相信以上場景的描述,大家立刻就能在腦海中回憶出許多作品,當然,如今的百合作品非常多元,主角們的年齡段也不僅只是「少女」一詞所能概括,但以「少女」為主角、「校園」為舞台的作品仍是壓倒性的多。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如今的景況呢?戰前日本的「エス文化」又是怎麼影響著現代的百合呢?
那麼,就讓我們就開始吧!
一、少女的誕生
1853年,巨大的黑色艦隊敲開了鎖國近兩百餘年的日本門戶,以此為始,日本社會開始實施一連串的近代化改革,意圖接軌上先進的「西方」,其中就包括了「女子教育」。在此之前,女性在日本社會中無非擔綱著簡單卻又殘酷的任務-「結婚」與「生育」,能夠接受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更遑論有機會透過學識來突破作為男人附屬品的地位。
但情況在明治維新後產生了變化,「良妻賢母」式教育的發明,讓國家對於女子教育產生巨大的轉向。所謂「良妻賢母」,其實是引自西方第一波女性運動的理念所誕生的產物,其核心理念強調女性應透過輔佐丈夫(良妻)與教養子女(賢母)來貢獻國家富強。這樣的轉變是意圖將女性打造為能夠協助國家近代化的國民,同時也是將女性「馴化」為能夠支撐家庭的完美妻子。
是以,西方的教會學校首先在日本各地設立女子學校,而明治政府也緊隨其後,開始廣泛的設立各式女子學校。隨著1899年公布的《高等女學校令》,中等五年制的女子教育(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教育)正式催生了「少女階層」。 女子學校的出現可說是創造少女這一概念,少女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存在,她們從「兒童」的身分中被分離出來,也未夠年長到必須擔負成人母職。女性在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全心全意享受青春期、體驗感情,毋須立即應父母之命結婚,直到自學校畢業為止。
學校的出現,也讓少女能夠對抗外在的環境。社會實行女子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打造完美的妻子,但教育同時也讓少女們掌握了文字與知識,本田和子(1992)稱少女們的就學期間為「延期償付」時期,並指儘管學校宿舍是「監獄」,剝奪少女的自由,但同時也是某種形式的「避難所」,保護她們免受外界的傷害,讓少女們可以躲在學校宿舍內,編織夢想,如同把自己包藏在繭中,直到長大,被逼飛出繭外為止。所以教育現場的少女們,享受著學校給予的保護傘,隔絕外在環境對於其命運的決斷,同時也是對於父權體制下的一種反抗,逃避現實的生育壓力和畢業後同性間的競爭。
隨著女子小學就學率在20世紀初暴漲(1899年的59%飆升至1904年的91.5%),少女誌如雨後春筍般創刊,發行量動輒數萬甚至近十萬冊,讀者群主要集中在12至17歲的高等女學校階段。必須要注意的是,能夠消費起少女雜誌的家庭在當時的社會已是處於中上的階級。在關東大地震後(地震摧毀的不僅是地景,更是家庭的模式,因為傳統大宅紛紛被新的公寓型建築取代),以東京地區為首的日本社會出現劇烈的變化,中產階級的人數大幅上升造就大量小家庭的出現,而這種家庭型態進一步強化「性別分工」,使得雜誌的消費對象出現明顯的分水嶺(可視作是「兒童」這一概念經過性別化後產生少年、少女),又因為少女雜誌很貴,是故以全國範圍來看,能夠定期訂閱少女雜誌的人非常特定且稀少,也讓她們所享有的生活經驗有大幅度的重疊。
透過同性學校、雜誌的投稿欄目,少女們交換著資訊,編織出強大的「少女網路」,並且讓這個網路有實際的社會意義。少女們透過書信分享生活、在學校裡實行同性間的親密關係,甚至自我維護共同體的邊界(例如不少思春期少年會假冒女名投稿以藉此與少女交友。少女讀者會透過敏銳的文字觀察或在地方上的查證,嚴厲地將這些「男扮女裝」的冒名者揪出並驅逐。),無一不讓少女階層在社會中變得愈發緊密、真實。
少女們透過共享學校、雜誌所創造的公共空間,以此為核心,建構了一個廣泛的少女網絡,這個少女網絡擁有非常強大的紐帶,並且能夠維持一生。網絡的成員能夠從這個網絡中獲得鼓勵、安慰、各種資訊、人與組織的介紹等多種情感和具體支持,而少數少女則利用這個網絡獲得了作家等職業。她們維繫一個強大的紐帶,同時也是反抗現實生活中壓迫的集體力量,少女們擁有共同的語言,可以結成強大的反抗文化。在這個少女網絡中,支持少女之間關係的規則是特別的。這個規則將對方視為獨一無二的存在,並追求終生維持這種關係。同時,雙方要完全接納彼此,並且在任何時候都要互相幫助,正是這種稱為「S文化」的女同性愛關係,少女網絡的紐帶才變得強大,能夠終生維持,並互相提供支持。 在1930年代,《少女之友》成為最受歡迎的少女雜誌,而在其上連載的眾多稱為「友情小說」的少女小說也大受歡迎。友情小說描寫的是在少女網絡中的少女們如何與其他少女建立關係,這些小說多描述少女之間稱為「エス(S)」或是「おめ(御目)」的強烈羈絆,是當時流行於少女之間的關係,也為少女網絡的世界提供了形象,塑造一種以少女網絡為核心的生活方式。
描述這些關係的少女小說可追溯自吉屋信子在1916-1924年間連載的《花物語》,該作品被認為是少女小說的起源,也成為了1930年代《少女之友》上流行的友情小說的典型代表。不過,這些關係早在少女小說出現前,便已經在女學校的大肆流行,不過日本社會廣為關注エス關係則是直到1911年的新潟事件才開始,進而對エス關係展開激烈的論戰。
1926年4月號《少女画報》上刊登的《女学生隠し言葉辞典》(女學生隱語字典)提供S關係的解釋,是取sister的首字母,指稱姐姐、妹妹等,同一欄目中「メツチエン」(密友)和「パートナー」(夥伴)的條目也補充S的涵義。「エス」(S)並非單純的友誼或偽裝的姊妹關係。根據《女學生隱語字典》所示,「エス」似乎是指少女之間特別充滿激情的關係。從字典中列出的S關係的延伸隱語可以看出。例如:
【アルファ、オメガ】—— 形容上級生和下級生之間極為濃厚的感情。アルファ(Alpha)意為開始,オメガ(Omega)意為結束。 【ストローク】—— 表示親密,熱烈的關係。 【クロスゲーム】—— 熱烈的友誼關係。取自英語的「Cross game」 【サーヴァー】—— 追求喜歡的人的人,源自於網球術語。相對地,被愛的人稱為"レシーヴァー"。 【シーン】—— 描述上級生和下級生親密交談的場景,取自英語「Scene」,原意為場景或場面。 【チヨンチヨン】—— 奇怪或異常的感覺。例——“S子和K子似乎有點チヨンチヨン。” 【トテモ】—— 表示熱烈的迷戀,如“某某人非常喜歡某某人。” 【ネチ】—— 表示熱情的意思,在女校中是常用隱語。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做為擁有廣大讀者的少女雜誌也刊載關於S隱語的記述,代表這樣的關係已不僅僅是存在於文學作品中,而是成為女學生生活文化的一部分。S關係被視為是少女所特有的,但在她們之間十分常見的關係,而在文字表現上更為明顯,包含少女間的書信、雜誌讀者專欄的交流。
赤枝香奈子(2004)的研究更清楚的將這種關係作下定義:「包括女學生在內的少女雜誌讀者們,借鑑於現實中的男女婚姻模式,建立起了一種女生與女生間的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維繫日常情誼的基礎,也是對彼此『戀慕』的名分上的確認,同時還能將彼此的感情升華到新的高度,是純粹而唯一的。受到這種『特殊關係』的影響與啟蒙,越來越多的女生意識到了油然而生的感情可能性,女生之間以『姊妹』相待之風逐漸擴散開來。而由此派生出來的『S』關係,則儼然像是現實中的伴侶一樣了」。
少女小說則將這種在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少女關係,賦予其價值和意義,最終將其塑造為特殊的「エス」關係,也成為少女身分的一個象徵。但必須注意的是,談到戀愛「理所當然的是指『兩性』」在戰前的社會時空下並不直接成立,原因乃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強調的是「純潔」的少女形象,是故少女們所接觸的文學作品、雜誌、學校教材等都避免了有關於男女戀愛的題材,所以並不能直接將S關係視為是男女戀愛的對應或是替代物,而是必須理解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男女戀愛在少年少女階段並不受到提倡,是故這樣的關係並非對男女關係的模仿與實踐,而是女學校背景下的獨特文化。
二、少女S文化
「妳根本就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嘆息、我的獨白、我的淚水、我的信件。這些每一個都在等待妳的到來。(中略)啊!親愛的O,妳的眼睛為何這麼美麗?妳的眼睛為何這麼緊緊抓住我的心不放?O,我的胸口快要裂開了,似乎要被壓扁了。到底該怎麼辦呢?」 (投稿者)正木まゆみ「無法書寫的事」(書けなかつたこと) エス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呢?這是個在戰前日本,尤其在大正與昭和前期迎來高峰的現象,普遍發生於女子學校的學生之間的現象,「S」是指源自「sister(姊妹)」字首的隱語,用以表示毫無血緣關係的少女之間、或是女學生與女教師等群體之間的熱烈關係。這種說法自 1910 年代開始出現,並壓過「御目(お目)」、「おでや」等其他隱語,進而普及化。
對於這種關係,我們不妨直接看看當時的雜誌是怎麼介紹的:「當高年級的學姊相中了新入學、天真爛漫且楚楚可憐的學妹,心想:『啊,真是太可愛了。』此時,她便會向由同班同學中最親密、神聖的四、五人或五、六人所組成的密友團體——也就是所謂的『御連中』——商量道:『我覺得新入學的某某學妹好可愛,想把她當作我的「御目」,你們覺得如何呢?』所謂的『御目』,就是戀人之間稱呼彼此的隱語。
在收到諮詢的『御連中』成員裡,若沒有其他人先看上這位被點名的可憐少女,大家就會說:『那麼,就由我們來為妳撮合吧。』發起商量的學姊聽了欣喜萬分,隨即將象徵緣分的紫色絲帶、或是代表燃燒愛意的紅色絲帶交給『御連中』。接著,『御連中』便會極其秘密地將那名被愛慕的少女叫來,一邊悄悄對她耳語至今的來龍去脈,一邊將絲帶遞到她手中。少女若是默默接受了絲帶,並將它繫在烏黑亮麗的秀髮上,即代表這場求愛商量圓滿達成的憑證。從此以後,兩人的愛意便會日益濃烈,並開始用『御目桑、御目桑』這句隱語來親暱地稱呼彼此。」
是不是非常的「百合」呢?而除了在學校中真實的互動,少女們亦會利用信件互相表現S關係,在《少女画報》中的「薔薇のたより」專欄收錄許多這樣的信件,許多讀者少女寄來的針對特定對象的信件,其中不乏包含少女S關係的熱情信件。透過這樣在雜誌上發表的信件,可以推測她們之間存在著超越單純姊妹情誼的特殊親密關係。正如前面引文,載於1926年《少女画報》第15卷3號中收錄的的信件所示。
儘管少女間普遍擁有這樣的S關係,但社會對其的態度卻是隨時間轉變的,從報章媒體的紀錄,我們可以觀察社會對於如此女性關係的想法。早在1910年1月27日,讀賣新聞就報導關於互稱「御目」的女性同志夫婦關係(見圖一),而隔年7月則發生震驚社會的新潟女學生雙雙投水殉情的事件,新聞也以「極端的同性愛」來描述,該事件也因雙方家庭背景而引發社會廣泛的關注,而針對女學生之間的同性關係也在報章上展開激烈的討論。
在事件發生前,同年五月朝日新聞即有以「可怕的戀愛病」為題的評論專欄批評了這種同性愛的關係,其提到:「她們臉頰上的緋紅並非猩紅熱,而是一種流行的戀愛病......雖然此前就已有洋化之風和虛榮心的盛行,但這個同性間的戀愛病,是會讓女學生品性墮落的可怕精神疾病......十年前就有徵兆,近兩三年有來愈演愈烈之勢......染上此病的女學生,大多是看那些雜誌、小說......」這樣的報導內容恰好驗證S關係的普遍性,並點出該文化傳播形成的路徑。也在該年10月,也有女學生投稿回擊了這樣的觀點:「認為同性愛是不可思議的狼狽的教育者們啊,灌輸『男人都是巧舌如簧的嘴臉,男人給的信都是惡魔的勸誘』的不就是你們嗎?被灌輸這種東西,去愛其他女孩子,不是再正常不過—不如說若是鮮有同性之愛才是怪事吧?」再次證明少女間普遍存有這種關係,社會上並不鮮見這樣的關係存在。
1910年代,日本社會大都認為這種流行於女學生之間,近似戀愛的關係不利於少女的發展,更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異常的精神病。但這種態度在20年代之後發生變化,教育上鼓勵少女保有純潔的風氣,為エス關係提供社會功能,其要求將某位女性視為唯一的伴侶,並且不與其他女性建立親密關係。只要忠實遵循這個規則,エス的女性就不會與男性發生關係,エス保障了女性的貞潔,並使純潔得以延續至婚前。故該關係被「允許」甚至鼓勵女學生在求學期間嘗試,加之少女小說的風行,更加的強化這種風氣。 在無數教會學校興起的背景下,エス被賦予了基督教式純潔、清高、精神性的形象。它雖然允許女學生之間擁有強烈、浪漫甚至帶有官能色彩的情感,但因為它被限定在「進入婚姻前的短暫少女階段」,且不涉及性科學所定義的實質性行為(去性化),因此被當時的異性戀中心主義社會視為「安全的」,最終仍將少女們收攏在「良妻賢母」的規範內。
隨著30年代少女雜誌中連載的「友情小說」大量的出現,女學生之間的エス關係被大量強化,現實中的極端同性殉情也加強了這樣的例證,如1933年朝日新聞報導的三原火山口女學生殉情事件,甚至引發廣泛的模仿自殺風潮。而這樣普遍的風氣也成為一種顯著的社會文化,甚至拓展到同時期的亞洲地區,例如韓國、臺灣等日本殖民地,乃至中國的報刊也可見相關的紀錄。
エス的規則要求將對方視為唯一無二的存在,進行支持與全然接受,即使女性忠實地實踐這些規則,也無法保證男性會以同樣的方式回報。可以說,這種期望幾乎是不現實的,在兩性雙重標準的時代背景下,女性被要求保持貞潔,而男性則被允許與伴侶以外的女性發生性關係。此外,根據良妻賢母的規範,女性對男性全心全意的支持與輔佐被鼓勵,但男性對女性的回報並未受到同樣的推崇。エス在某些方面是一種逃避,幫助少女們逃脫親人、兄弟姊妹及男性之間的權力關係,然而,在這個不得不結婚的時代,大部分少女最終不得不放棄エス,轉向異性愛關係。
因此,エス另一方面也被像吉屋信子這樣的女性作家視為反抗的基礎,透過與女性的結合來反抗傳統父權價值,同時延伸自女子學校階段的文化。エス被賦予「純潔」的價值,並因此得到了肯定。在這種背景下,其他的親子關係或異性愛關係可能被認為低於エス,由於エス的伴侶被視為唯一無二的存在,這可能導致忽視伴侶以外的人際互動,這意味著エス成為少女們獨一無二的關係,而削弱了她們與親子、兄弟姐妹以及異性愛伴侶的連結,甚至可能引發衝突。エス為少女們提供了反抗親人、兄弟姊妹的立場,也可能進而導致少女對男性的厭惡,並推動她們拒絕結婚。
三、S文化、同性愛與同性戀 雖然可以將エス視為一種針對浪漫愛情的實踐,但不能將其視為是對現代家庭的模仿,這是因為現代家庭要求明確的男女性別分工及角色,但エス關係是雙向的行為規範,使兩者在本質上是相對的。エス關係滲透到少女的網路中,成為強化少女身分認同的一部份,但它並不是「情侶關係的訓練」,也不應當解釋為強制異性愛的加強,因為エス與當時的男女關係截然不同。
近代西方「性科學」傳入日本後,將原本女學生之間「連續、不間斷的親密情感紐帶」,強行切割、分流為「病態/男性化的同性愛者」與「浪漫/女性化的エス(S)關係」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並藉此維護當時異性戀中心主義的國家社會規範,以此來持續推動國家的現代化。
當時的日本引入近代性科學,將「性行為」嚴格定義為「陰莖的插入」。由於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包含此行為,且當時普遍認為女性的肉欲不顯著,因此日本的通俗性科學著作(如澤田順次郎、羽太銳治的《變態性欲論》)在翻譯西方理論時,刻意省略了所有關於女性同性性行為的具體描述,將其導向為一種「精神性」的戀愛。
既然女性的性欲被視為不存在,性科學便改用「性別外觀與特質」來定義女性同性愛。在當時的通俗性醫學言說中,「女性同性愛者」被定型為「男孩子氣的女人」(如:體格頑強、喜歡男裝、抽菸、騎馬、聲音低沉、舉止像男人)。這種從女らしさ(女性特質)逸脫的行為,被貼上了「病態、變態、倒錯」的標籤,所以當時普遍認為女同性戀「必須」有一方有「男性化」的特質。
但是,女子學校中的エス關係不能和「女同性戀(Lesbian)」等同視之,エス介於友情和戀愛之間的光譜,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視為是種廣泛的「同性愛」,這種關係有著排他性(限定性別、身分)以及文化共享性。根據赤枝的說明,女同性戀是帶有政治性的詞彙,並且其中強調的為「肉體」關係以及和「性」的連結,エス關係裡是缺少肉體關係的,同時也並非一種「男性實踐」,意即其中一方扮演所謂雄性角色來實踐對異性戀愛關係的模擬。エス關係是少女身分建構的重要元素,也是在其文化生活圈的共同催化下誕生的典型次文化特徵,亦是現代百合作品繼承遺產之一。
對於「女同性戀」和「エス關係」之間的分別,筆者必須指出有以下三點:其一,兩者皆非對異性戀的模擬,故普遍上認為「有一方須扮演男性」的觀點是為錯誤的,女同性戀在戰後發展過程中並不擬仿異性戀的相處模式,反而是因為排除男性,而在實踐上創造出獨特的文化。有部分論者會認為,戰前就開始發展的「寶塚歌劇」(全女性劇團)的男性形象塑造了最早的女同性戀樣本。但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儘管仍有人認為,女同性戀關係中「必須」有男性角色的出現,但這卻忽略無論是S關係或女同性戀都「不需要」男性形象,寶塚只是剛好契合部分人的誤解,而被視作一種例子。
其二,女同性戀的關係中會加入對於「性」與「肉體」的探討,エス關係在戰前的時空下被允許存在恰恰是因為其排除肉體關係,這種感傷的擬似戀愛,使其成為一個在體制內安全、無害、被允許的女性純潔繭,強調的是一種精神性的連結,是故兩者在所允許的互動範疇是截然不同的。
其三,エス關係未必帶有如女同性戀般的戀愛傾向,其並非作為一種性取向而存在,而是作為一種「獨一無二」的連結,支持擁有連結的女孩們即使在嫁作人婦之後,依然保有此種獨特的社會支持,並不會因為性取向而導致這種關係的消滅。
四、花開仍是少女啊! 有時候深感雪的殘酷,我也想要放下一切顧慮,任性地對雪大發牢騷。所以寄去了鈴蘭花與四色牌,責怪雪對我的失信。可是,刻意傷害雪的這種事情,我果然無法習慣。雪已經深陷困境,我竟然落井下石,這不是太過分了嗎? 懷抱著悲傷不安,有時候會想著雪會提出絕交吧,有時候則想著,如果是雪,一定會這麼說的:「只要是小早給的,即使是毒藥也沒關係。」......不,不對。我必須對雪坦承,那怕是做夢也好,我一直想要聽見雪這樣對我說。 +在那之後,收到了齊藤先生自本島送來的桂花紅茶。包裝紙上的砒霜二字,令我不禁淚濕衣襟。果然,雪是明白我的心意的吧? -引自楊双子《花開時節》,頁 338。 「百合」一詞作為指涉次文化元素的時候,其帶有的概念並非單單僅是指稱現代語境下的「女同性戀」。從指涉的關係範圍來看,百合乃是帶有更寬廣的包容性,包含友情、親情、愛情等光譜都有所涉獵。另外,在百合關係中,則特別強調「獨一無二的存在」,意即一段百合關係的成立必須凸顯彼此與其他人所維繫的情感不同。
其中,少女是百合作品中幾乎不敗的元素,其身分的特殊性、青春期特有的矛盾展現在作品中,解構少女的情愫成為百合作品中的關鍵,同時因歷史進程的影響,亦可以發現創作者們藉少女的形象、生活方式、口吻抒發自身對於理想社會、女性權益的想像。百合作品並非特意的摹寫某些壓迫的情況,反倒是因為在該元素發展的過程中契合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於是讓創作者自然的選擇了這些題材做創作,這些角色形象、時空背景都會有所相似,更能反映出百合漫畫在產製的過程中,無意間受到戰前少女階層共同文化的影響。
創作者在使用百合元素進行創作時,往往會更專注於精神層面的處理,而非肉體關係的纏綿(當然,現今的百合作品愈發多元,這也並非鐵律,況且應該也不少人喜歡看女孩子OOXX吧),顯示百合作品的內核是處理角色之間的羈絆,而非由性取向出發,去探討同性戀可能面臨的社會議題(不過這也未必,像是作品《要我和你交往也不是不行》就大量涉及現實女同的困境)。是故,在分析百合作品時必須注重作品所建立的時空,由時代本身去切入,方能理解創作者為何選擇如此的呈現方式。當然,現在的百合概念已經非常的多元,戰前的エス文化發展或許可以做為百合元素在現代樣貌的某種解釋,但不能一言以蔽之,而是必須全面的檢視百合的發展路徑,當然這就並非本文所要處理的了~
謝謝大家看到這邊,兩天後的6/25日,是「百合日」喔!希望百合的土壤能長出更多的嫩芽,讓百合瘋狂的入侵各位的生活,讓百合成為信仰吧!這篇文章也是我自己獻給「百合」的一封情書,希望這個世界上有更多、更多的百合作品誕生啊!這也是筆者首次寫這麼長的考證文章,請大家多多指教囉~
參考資料
(一)、傳統文獻 楊双子:《花開時節》,臺北:奇異果文創,2017。 讀賣新聞:〈女性同士の夫婦〉,《讀賣新聞》朝刊第三面(1910 年 1 月 27 日) 讀賣新聞:〈同性愛から死へ 2女学生三原山へ? 登校の途雲隠れ〉,《讀賣新聞》朝刊第七面(1933 年 4 月 16 日)。 朝日新聞:〈女二人の入水〉,《朝日新聞》朝刊第五面(1911 年 7 月 28 日) 朝日新聞:〈現代の女學生_恐る可き戀愛病〉,《朝日新聞》朝刊第十一面(1911 年 5 月 11 日)。 朝日新聞:〈乾燥びた女子教育〉,《朝日新聞》朝刊第四面(1911 年 10 月 09 日)。 東京社:《少女画報 1926 年(昭和 1 年)3 月号》,東京:東京社,1926。友白:〈關於同性愛〉,《申報》第五面(1934 年 11 月 4 日)。
(二)、近人論述 本田和子:《異文化としての子ども》,東京:筑摩書房,1992年。 関西性欲研究会:《性の用語集(講談社現代新書)》,東京:講談社,2004。 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東京:新泉社,2007。 赤枝香奈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女同士の親密な関係》,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11。 東浩紀著、褚炫初譯:《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臺北:大藝出版事業部,2012。 小山靜子、赤枝香奈子、今田絵里香編:《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戦後史》,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4。 長谷川啓、 岩淵宏子、久米依子、菅聡子編:《少女小説事典》,東京:東京堂出版社,2015。 今田絵里香 :《「少年」「少女」の誕生》,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 今田絵里香 :《「少女」の社会史(新装版)》,東京:日本出版販売株式会社,2022。 楊若暉:《少女之愛─台灣ACG界百合迷文化發展史2023增修版》,臺北:蓋亞文化有限公司,2023。 佐藤(佐久間) りか:〈「清き誌上でご交際を」--明治末期少女雑誌投書欄に見る読者共同体の研究〉,《女性学》第4期(1996年),頁114-141。 今田絵里香:〈少女雑誌における「少女ネットワーク」の成立と解体、1931~1945 年の少女雑誌投稿欄分析を中心に〉,《教育社会学研究》第70 期(2002年),頁185-202。 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臺灣文學學報》第23 期(2013年),頁 101-135。 嵯峨景子:〈吉屋信子から氷室冴子へ、少女小説と「誇り」の系譜〉,《ユリイカ特集=百合文化の現在》(2014年12 月),頁 86-94。 藤本由香里:〈「百合」の来し方、「女どうしの愛」をマンガはどう描いてきたか?〉,《ユリイカ特集=百合文化の現在》(2014年12 月),頁 160-162。 鄒韻:〈『乙女の港』における少女表象〉,《多元文化》(2017年2月),頁45-59。 鄒韻:〈大正時代における女性同性愛を巡る言説 : 「同性の愛」事件と吉屋信子『花物語』を中心に〉,《JunCture : 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2018年3 月),頁74-87。 Marta Fanasca, “Tales of Lilies and Girls’Love. The Depiction ofFemale/Female Relationships in Yuri Manga,”(百合與少女之愛的故事:百合漫畫中女性之間關係的描繪)Firenze University Press(2020), pp.51-66. 渡部周子:〈「少女小説」 と 「少女歌劇」-吉屋信子 「紫ゆかりの手記」〉,《島根県立大学松江キャンパス研究紀要》第64期(2025年),頁 1-10。 |